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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本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榮譽證——講述老一輩共產黨員的“初心”和“使命”
源稿: 發布時間:2019年06月19日 14:33:53 編輯:陳其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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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□記者 盧明 呂鵬


  近日,市民曹紹明在清理父親曹金虎遺物時,發現了一本榮譽證書——1981年度優秀共產黨員,這讓曹紹明又驚又喜,他連忙打開自己的抽屜,里面有一本同年的榮譽證書。

  曹紹明瞬間恍然,原來1981年的領獎臺上,那個熟悉的身影就是自己的父親。關于父親模糊的記憶,在曹紹明腦海中慢慢顯現。

  “組織讓干什么,父親就干什么”

  在曹紹明的記憶中,父親不太愛說話,更不會主動聊自己的往事。所以,關于父親的前半生,大多是通過父親無意間的只言片語中得知的。

  解放初期,為了發展生產力,建立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,黨中央號召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,把一家一戶的農民組織起來,走共同富裕集體化道路,依靠集體力量發展生產,開展生產互組合作,辦好農業社壯大集體經濟。

  “那時很多農民不理解黨的政策。”曹紹明告訴記者,父親積極響應縣區社同志的號召,于1954年4月加入了共產黨。父親先后挑起互助組長、初級光明社長、四村聯社高級社長等重擔,動員農民入社組建起合作社,支持國家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。

  在曹紹明的印象中,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,話不多,就知道干活,組織安排什么,他就干什么。公社化成立大隊后父親又擔任大隊長,組織三個生產隊搞好農業生產,發展經濟增加農民收入,處理好國家集體社員三者關系,積極投售愛國糧,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……

  1978年,成年后的曹紹明到童宅公社參加工作,那里也是曹金虎工作的地方。那段時光,他近距離感受到父親對待組織分配工作的認真、熱忱、一絲不茍。“父親把組織的工作、群體的利益看得比自己更重要。”曹紹明說。

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后,人民公社“三級所有,隊為基礎”的體制,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相適應的弊病愈來愈嚴重,生產隊統一勞動、統一分配、統一管理的模式,也催生了少數社員出工不出力,干活磨洋工,生產積極性下降的情況。“當時生產隊長難當,也無人敢當,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。我父親1979年就在本村下田園村實行聯產承包到組責任制,把每個生產隊分為兩個操作組進行承包,調動了社員生產積極性。”曹紹明回憶說,1979至1981年,全村生產連續三年大豐收,增產糧食40多萬斤。村里還通了電,晚上社員們可以點電燈聚在大會堂里看電視,極大地豐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。

  一新一舊兩本榮譽證書,闡釋兩代人紅色情懷

  “在童宅公社工作的時候,遇到的老干部都夸我爸能干。父親做什么事都沖在第一個,不折不扣完成上級安排的任務。我想,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該有的樣子吧。雖然他和我交流不多,但他用實際行動激勵著我,讓我以他為榜樣和目標為國家、為群眾奮斗。1979年,我也有幸受到組織推薦,成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”曹紹明告訴記者。

  1981年,因工作需要,曹紹明被調到了新店公社,他與父親的接觸越來越少,“第二年,在縣、區、社三級干部大會上,我被評為1981年度先進工作者。父親比我更了不起,據說他的榮譽是要投票產生的,當時開大會表決的時候,他得到了全體人大代表的認可。”翻開曹金虎的優秀共產黨員事跡登記表,開頭第一句便是“該同志,對黨的工作積極、熱情”。“當時領獎臺上有80多名同志,我就覺得一個背影很熟悉,但沒認出來那是我父親,他也一直沒有和我提過獲得榮譽的事。直到他去世后,翻到他的證書,我才肯定當時那個背影就是他。”曹紹明懊悔當時沒有認出自己的父親。

  在曹紹明眼里,父親這個優秀共產黨員是當之無愧的。1984年,父親從崗位上退了下來,但閑不住的他回到上田園村管理起了上樟塘水庫,“父親是無償管理的,以前水庫里的魚都是歸集體所有。在他的思想里,集體的東西誰也不能去據為己有,他去管理水庫就是要防止別人偷魚。”曹紹明想起父親為了保護好水庫里的魚和他人發生沖突的場景。

  看著一新一舊兩本榮譽證書,曹紹明不禁感慨:“同一年獲得的證書,父親的皮已經褪色了,我的還很新。父親對自己的榮譽看得很輕,把集體的利益看得很重。”曹紹明說,這本證書看來值不了幾元錢,但它標志著黨組織對父親工作的肯定,凝結著父親作為一名黨員的血汗和辛勞,象征的意義是無價的,曹紹明為之自豪。

  一如曹紹明家門口掛著“黨恩浩蕩”。曹紹明說,這是為了提醒自己不忘黨恩,“能夠成為共產黨員,為人民服務,感到很榮幸。”如今,這四個字在記者心中也愈發鮮紅。

  父子兩代人的榮譽證書,折射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群眾砥礪奮斗的崢嶸歲月。


  數說永康黨員發展史

  從7人到4.5萬人,黨員在永康星火燎原

  1921年,以毛澤東、董必武、陳潭秋、王盡美、鄧恩銘、李達等人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,在上海、嘉興南湖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,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。跟隨著這一批先驅,永康最早一批共產黨員從1926年開始,點燃麗州大地上的星星之火。

  1925~1926年間,在杭州、金華等地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永康籍黨員王張威、施奎聯、李立卓、余心、程紹湯、黃錦章、陳珠璣等人,回到永康,開始向工農群眾傳播馬列主義,開展反帝愛國宣傳工作。

  1929年10月,永康縣內已建7個區委,120多個黨支部,有共產黨員1500余人,達到峰值。

 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黨員發展與活動充滿了反抗與斗爭,中共永康黨組織屢遭重創。有永康中心縣委書記李立卓、蘇維埃主席徐英湖、紅三團政委樓其團等人相繼被捕犧牲。1935年10月,永康縣工委停止活動。12月,政治交通員胡巖歲在金華被捕,此后一段時期黨的組織活動基本停止。

  在抗日戰爭時期,民族危亡時刻,永康共產黨員的星星之火再次燃起,宣傳黨的抗日救亡主張,動員民眾參加抗日活動,同時積極慎重地發展黨的組織。在1938年3月,成立了中共永康臨時工委。同年5月,成立中共永康縣委,至1939年10月,建立15個黨支部,有黨員136名。

  解放戰爭時期,永康是金華臨工委的所在地,是路南地區黨的活動中心。1945年9月,浙東新四軍主力北撤,應飛受指派留在原地堅持斗爭,建立起中共金華地區臨工委。在永康共產黨組織配合下,金華臨工委將一批失散在金義浦的黨員骨干撤到永康,發展武裝斗爭,拓展游擊根據地。這一時期的黨組織得到較快發展。

  解放后,永康共產黨員發展迅速,在1956~1990年間召開了8次中共永康縣委代表大會。有記載,在1956年,全縣黨員1945名;1959年,全縣黨員6350名;1963年,全縣黨員4869名,1970年,全縣黨員8338名;1979年,全縣黨員11500名;1984年,全縣黨員13850名;1987年,全縣黨員15627名;1990年,全縣黨員16779名。

  到了1995年,全縣黨員突破2萬人,達到了20769名。邁入21世紀后,全市黨員又有新的突破。2004年,達到30310名。2011年,達到41046名。

  近年來,在《關于加強新形勢下發展黨員和黨員管理工作的意見》和《中國共產黨發展黨員工作細則》指導下,在保證發展黨員質量的前提下,適當控制黨員數量增長速度,使黨員總量增速放緩。2015年,全市黨員45114名。2016~2018年,全市黨員發展到45494名。

  從個到十,再到百、千、萬,永康共產黨的黨員數量由少到多、由小幅上升到快速發展,呈現出總體持續增長的態勢。一次次飛躍式的增長,這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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